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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层党内问责的几点思考

来源:大余县纪委监委  发布时间:2018/10/31  浏览数: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加强基层党内问责,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是倒逼责任落实的有效途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2016年,党中央出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失责必问、问责必严逐渐成为常态。然而,随着形势发展,基层在贯彻落实《问责条例》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困难需要我们加以思考。

一、基层党内问责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问责情形不清。继《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我们党的又一部重要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出台,然而,由于缺乏认真研读及专家讲解,深入学习不够,条例术语的专业性和深度性限制了很多基层纪委对相关问责概念的进一步认知,对党内问责主体的范围、实施对象、问责方式等概念不清晰。如,有的认为党内问责仅指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力,但又未构成违纪的党员干部实施责任追究的行为;有的认为党内问责仅限于落实党的建设责任不力问题的追究,不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

2.实施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条例把问责的责任主体落实到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分解到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党委部门,这是中央制定问责条例的一个重要创新,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细化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的鲜明态度。但是,在基层实践中,问责的责任主体却主要集中在纪委(纪检组),其他具有问责职责的部门行使问责职能少,问责主体比较单一。主要是因为部分党委工作部门对所承担的问责职责认识不到位,有的甚至不知道有这项职责;加之纪委(纪检组)缺乏与其他问责的责任主体的沟通交流,导致协调配合不够。

3.问责存在宽松软。问责条例规定,对党组织问责的方式有检查、通报、改组,对党的领导干部问责的方式有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然而,在基层运用较多的问责方式,对党组织的主要为检查,对党员的主要为诫勉谈话,存在问责追究采用诫勉谈话的多,给予党政纪处分和降职、免职等组织处理的少的问题。如,在大余2017年党内问责案例中,对10个党组织的问责方式都是检查,对13名党员领导干部中有11名的问责方式是诫勉谈话,占85%。主要是因为各执纪审查组对符合六种情形的案子发掘不够,主动提出“一案双查”问责案例偏少。

4.问责结果运用不充分。当前,责任制考核和绩效考评的结果一般都是对后三名进行约谈,没有转化为责任追究的直接依据。责任追究基本上是“一事一追”,没有做到 “一年一追”或“一年一评”。同时,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挂钩也往往停留在纸面上,容易出现断节、“两张皮”的现象。问责追究结果没有和组织、人事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与干部评先彰优、选拔任用挂钩不紧密,减弱了问责的严肃性和威慑力。

5.问责缺乏严格追究。在问责的关键环节,少数地方刚性落实党内问责不够,主要存在着“四多四少”:高举问责“鞭子”的时候多,动真格甩鞭子的时候少;“弃车保帅”、“丢小保大”、“扔副保正”的现象多,对单位中位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追责的少;对党政机关问责的多,对企事业单位问责的少;对引发重大影响问题问责的多,对管党治党不作为问责的少。部分地方依然存在着瞒报、漏报行为,不按规定实施“一案双查”、偏袒失责干部、推脱掩盖责任的不良现象,缺乏自觉意识,对不抓责任追究的责任问责不够。

6.党内问责与行政问责衔接不畅。党内问责与行政问责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在行政问责中,通常对政府组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停职检查、引咎辞职、免职等问责方式,在实际问责中却往往程序操作复杂、环节较多。由于党管干部的原则,必须与组织人事部门协调才能将问责落实到位。另外,政府组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往往身兼多职,如果直接实施党内问责,问责效率往往会更高。然而,如果问责事项仅属行政决策失误导致的,在程序上对其进行党内问责又显得不够合适,从而导致衔接不畅,引发了一种效率困境。

二、大余县加强党内问责的主要做法

1.廉政抄告明责。为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强化对职责范围内党员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真正把纪律挺在前面。大余县在全省率先创新实行《廉政情况抄告办法》,以抄告的形式,既督促领导干部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强化对分管范围内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又倒逼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领导班子及成员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形成责任联动、互促互进有效机制。2017年以来,共下发抄告56份次,督促纠正问题92个。

2.约谈报告督责。“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余紧紧牵住责任落实这个“牛鼻子”,坚持“一案双查”,既把责任压下去,又把责任追到位,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推行“双约谈、双报告”制度,及时督促引导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把责任抓紧抓实。2017年以来,共约谈乡镇、单位主要负责人232人次,收到落实“两个责任”情况报告277份。

3.严肃追究问责。党的问责工作就是要“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就是要“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的政治责任。十八大以来,大余县对违反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严肃追究问责,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为落实责任戴上“紧箍咒”。2017年,因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大余县对17个问题启动问责程序,共问责基层党组织10个,党员领导干部13人,其中“一把手”6人,并全部予以通报曝光,形成有力震慑。

三、强化基层党内问责的几点建议

1. 狠抓学习教育,厘清问责情形。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因而,要想问责制度落地生根,首要就要提升问责意识。一开展教育培训。“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科学的理论知识能够更好地指导行为,通过教育培训的方式,狠抓学习教育,营造问责氛围,强化“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责任意识,使“负责任”成为一种道德习惯。二要加强宣传学习。通过口耳相传、书本学习、网络点击等方式深化群众对问责制度的了解,厘清问责情形,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大力支持问责工作,使问责制入脑入心。

2. 强化沟通协作,形成问责合力。问责主体单一势必会导致问责的片面性,应多主体多方面广范围问责方能形成问责合力。一多主体合力问责。《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规定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因而,纪委部门可以联合组织部门、审计部门等其他有权限的单位,通过派出督察组的方式入驻各单位、各部门、各乡镇,对存在问题的进行合力问责。二广范围全面问责。除了要对乱作为、履职不力、滥用职权等“有过”行为进行问责,还要对不作为、能力不足、“踢皮球”等“无过”行为进行问责。广撒问责网,“单项问责”向“全面问责”过渡。

3.坚持挺纪在前,强化主体责任。在办理案件工作中,要对案件深追细挖、抽丝剥茧,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条线索。对符合六种情形的,要加大对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对违反此类问题的人员建议给予纪律处分,加大查办案件力度,提高突破案件能力,坚持“一案双查”。除此之外,通过实行排查备案制,明确“一案双查”案源追查主体责任,积极主动排查线索,并按程序移送市纪委党风室登记备案。同时建立“一案双查”责任追究机制,坚持对瞒报、虚报、漏报、假报,对落实责任不到位、履职不力而导致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进行问责追责。

4.善用结果运用,强化问责刚性。问责结果的运用直接影响问责的效果。要严格落实《党内问责条例》,督促受到党内问责的党员领导干部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对党内问责典型案例要及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持续发挥警示震慑作用。同时,强化问责后的督促执行,将党内问责及其整改情况与绩效考核、晋升机制挂钩,并纳入年度考核和个人廉政档案,形成一段时间乃至长时间的广泛影响,倒逼党员领导干部积极整改落实,打通党内问责的“最后一公里”。

5.强化问责联动,提升问责效率。党内问责效率不高,大部分原因是问责主体之间沟通不强,程序之间相互牵制,从而拖延了问责的时间,降低了问责的效率。因而,强化问责联动,实现各类主体问责的有机融合,是提升问责效率的关键之举。探索党内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有机结合,对于应当进行党内问责的,给予其一定程度的行政问责,形成党内问责与行政问责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领导干部履职尽责。(张万青 大余县纪委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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